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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曉江:道路越修越寬是現代化?不,是貧困時代的遺傳觀念

2019-11-26 09:12:02    作者:陳博     來源:經濟觀察報

  這是一個企業跟著人走,人跟著城市走的時代。
  說這句話的是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、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李曉江,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,他主持或參與了包括京津冀協同發展、雄安新區、珠三角城市協同發展等多個重大區域規劃。
  經常與企業家接觸的李曉江發現,對于一些高新技術而言,難點并不是選擇哪座城市落地,而是落地后能不能招到想要的人才。他認為,城市本身對人才的吸引力,才是這一輪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動力。
  從2018年,各地掀起新一輪“搶人大戰”,中原地產研究中心數據顯示,截至2019年10月,全國超過150城發布了各種人才政策,同比上漲40%。
  進入人口結構調整期,一些城市已經感受到勞動力及各類人才短缺的壓力,在這種情況之下,吸引人口成為城市競爭的焦點——這是李曉江觀點的重要依據之一。
  李曉江稱,這一輪人才爭奪戰,各個城市憑借一流公共服務、生活品質、高收入、住房補貼及教育和醫療等配套來吸引人才。
  他發現,雖然那么多城市發布人才政策,但真正吸引人的城市并不多,大部分人選擇的依然是北上廣深、杭州、成都、武漢等。“為什么?這些城市本身就具備吸引人的基本條件。”
  深圳為什么能聚集那么多科創企業?因為深圳對人才具備足夠吸引力。在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時,李曉江給出結論:這一輪是好的城市發展吸引人,人才帶動產業布局和城市發展。
探索未來城市發展路徑
  經濟觀察報:最近雄安成交首塊建設用地,在雄安的開發建設中,央企、國企和民企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?
  李曉江:雄安發展必須靠市場化力量,依靠央企、國企和民企共同參與,絕不是一方的力量就能實現新區開發。房企,土地,都不是雄安主要發展目標,雄安是希望用一種全新機制培育出未來的創新型城市,這才是最重要的發展策略。過去,中國大部分城市發展模式是通過不停賣地來獲取土地財政。土地收入應該是一個城市收入結構的合理部分,但延續這種依賴土地收入的發展模式,不可能實現雄安新區的創新。我一直認為,雄安新區是中國城鎮化下半場的探路者,應該嘗試探索出一條擺脫過去路徑的全新發展方式。
  經濟觀察報:雄安新區的土地模式會是全新嗎?
  李曉江:當看到土地出讓,就將它視為雄安新區未來發展方向,這可能有點過度解讀,我不認為雄安國有建設用地出讓就意味著一定要走土地財政的路徑。雄安新區肩負著國家賦予的探索全新的發展路徑的重任,我們不是不要土地財政,也不是不要房地產,核心在于,我們不能依賴房地產。
  經濟觀察報:雄安新區的建設進度如何?
  李曉江:實際上,目前雄安新區真正的核心區還未開始建設,更多在做一些前期工作。開發建設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,它涵蓋諸多外圍工程和核心工程。城市建設需要一個漸進過程,從交通、管道等基礎設施開始做起,比如雄安火車站一年以前就開建;緊接著輪到電力、水這些最基本的發展要素;再逐漸過渡到土地開發、房屋建設等。
城鎮化下半場如何走
  經濟觀察報:雄安新區的活力會從何而來?
  李曉江:雄安要成為一個有活力的城市,核心不是投入多少,而是好的人居環境,發展好公共服務。這都是人生活和長居的基本需求,滿足這個需求,雄安新區才會對人有吸引力,企業才會跟進。一流生活品質、一流公共服務和人口密度和人口規模有關系,它是一個復雜且循環的關系,核心是以人為本,創造吸引人的環境,這是城市發展成功的前提。
  經濟觀察報:其他城鎮又應該如何激發城市活力?
  李曉江:企業來了,人跟著企業走;人口聚集了,城市也就繁榮了,這是城鎮化上半場的邏輯,原因在于貧困,首先必須提高收入,提高生活水平,所以人跟著企業走。這一輪是人才帶動產業布局和城市發展,問問今天的年輕人,廣州生活也好,深圳生活也好,是先選擇單位,還是先選擇城市?一定是城市排在第一位的。能不能組合一個很好的家庭,孩子能不能上最好學校?想半天選擇一個城市,再選擇自己喜歡的一份職業。
  我們還發現另一種現象,廣州和深圳的雙城生活,把家庭安放在最好的城市里,但工作可能在另外一個臨近城市,通過兩地的交通實現通勤,現在越來越普遍了。這就是中產社會的基本特征。我們日常在參與一些企業工作的過程中,有些企業會明確表示,不是我來不來,而是我來了以后能不能招到我想要的人才。
  經濟觀察報:小街廓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城市設計理念,你覺得這種設計跟城市活力之間有沒有聯系?
  李曉江:不是流行是回歸,中國古代、資本主義國家初期的城市都是“窄路密網小街區”。小街廓是國家現在提倡的一種設計理念,希望回歸到城市發展本身。小街坊就是開放的街區,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城市規模。世界上只有中國會把每一個街區都用圍墻圍起來,我們的道路不需要那么寬,比如,現在一個街坊都是一公里、兩公里、四五百米,道路數量很少,所有的交通都集中在有限的道路上。當交通路網加密后,所有地方都能通行,交通壓力就均衡了,人們出行就便利,這是另外一種交通模式。
  道路越修越寬是非常不人性化的一個事,走在大街上,通常會感覺自己根本不是人,而是像螞蟻一樣。但如果你走在一個很窄的街區里面,就會覺得自己和環境是融為一體的。
廣東有句俗語叫寬路無旺鋪,寬的馬路一定沒人氣,一定不會有很好的商鋪。所以我覺得“窄路密網小街區”是城市空間供給的一個回歸。
城鎮化不只有一種路徑
  經濟觀察報: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大,該反思新型城鎮化思路,你怎么看?
  李曉江:中國一直用城鎮化的概念,城鎮化和城市化只有一字之差,實際上是對不同體量城市的關注。中國有明確的兩種體制,一種叫城市體制,一種是鎮的體制。用城鎮化的概念,是因為中國有200多個縣級市和1800多個縣城。當我們強調城市化的時候,意味著人要往中國的600多個城市流入;但我們講城鎮化的時候,是需要兼顧多層次、不同層級的城市,既要考慮北京、上海這樣的大城市,也要考慮中等城市和小城市,層層下沉。
  中國每年大量新增人口就聚集在縣里面,甚至鎮里面從事非農勞動。過去10年,中國超過50%的新增人口并沒有進入大中城市,而是聚集在縣城。從農村生活變成城鎮生活,從農業生產勞動變成非農生產勞動,這就是城鎮化的過程。
  經濟觀察報: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城鎮化的一個模式嗎?
  李曉江:這是城市化的一種,或者是城鎮化的一種。模糊來講,城市化和城鎮化沒有特別差距,都是人從農業轉向非農、從鄉村轉向城市轉移的過程。特大城市、超級城市、城市群、都市圈是人口聚集的一種形態,但不是唯一的。我們也從未見過所有先進發達國家,人口單一聚集在某一大城市,它仍然有中等城市、小城市、小城鎮。
  經濟觀察報:京津冀為何沒有形成城市群?雄安新區是突破點嗎?
  李曉江:珠三角發展動力來自于香港和國際,是從外源型經濟逐漸轉向內需型經濟,或者外源和內需并重的結構;長三角更多依賴上海的輻射形成一個區域化的格局。從區位形態對比,珠三角的密度和距離要比長三角緊湊得多。
  京津冀也是一種城鎮群的形態,但是發育程度、區域一體化程度比長三角、珠三角低得多,問題在于發展差距過大。城鎮群、都市圈形成是多樣、多元的,京津冀地理空間不一樣,區位不一樣,地域文化不一樣,經濟結構、產業結構、社會結構也不一樣,驅動肯定不一樣。
 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探索經濟人口密集地區,也就是城市群地區的優化開發模式。通過優化空間布局培育雄安新區這樣一個點,其實是為了改善京津冀的空間結構,從而改變京津冀的產業和人口經濟布局。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這樣一個方向,把北京中心城區過于復雜的功能適度疏解出來,這也是一個城市群的空間結構調整。
城市發展要迎合人的需求
  經濟觀察報:各種人才引進新政對城鎮化下半場會產生哪些影響?
  李曉江:首先,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一個重大變化,勞動力不斷減少,每年減少400萬-600萬。勞動力短缺,所以這幾年企業招工難,大學生就業也難了,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理想的就業崗位。問題出在哪里?過去我們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,每年新增1000萬就業崗位,解決的主要是農民工就業問題。這幾年,每年新增農民工人數只有100多萬,但每年新增應屆大學畢業生850萬,2019年可能超過870萬人,中國的新增就業人口已經從農民工變成大學生。
  大學生是新中產的后備軍,他們的價值觀、生活方式和農民工不一樣,他們先選擇生活的城市,再去選擇工作。所以城市為了吸引大學生,就一定要出臺人才政策去吸引。
很多地方確實已經感覺到勞動力供給和人口供給的壓力。全國600多個城市,已經有100多個城市人口開始減少。所有的城市都在穩住本地人,吸引新增人口。在這種情況之下,吸引人口成為城市之間競爭的焦點。
  發展模式也要發生改變,過去只顧生產,不顧生活;只重視產業,不重視服務;只重視GDP增長,不重視社會公共服務提升。這種粗放模式走不通。下半場轉型的核心是城市必須去迎合人口結構、人口總量、勞動力供給、勞動力結構來調整政策。
  經濟觀察報:但有人會把吸引人才政策理解為變相松綁限購?
  李曉江:有的地方政府或許有這種沖動,制度設計就是以土地財政、房地產依賴為主,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離開土地財政都可能活不下去。如果長期依賴房地產,那吸引人的背后可能真的就是希望把房子賣得更多,獲得更多的土地財政收入。這一輪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,上半場發展中能做的、容易做的事情已經都做完了,下半場絕對沒有這樣便宜的事。長期采取土地財政、房地產依賴方式,不可能造就一個真正吸引人力的城市。
  中國居民在居住條件改善的同時,人居環境并沒有得到改善,而是在惡化。我們的樓盤越蓋越高,三四十層的住宅根本沒有生活質量可言,如果起場大火你能想象嗎?未來哪怕管道的更新,設備的更新要怎么做?社會的鄰里關系是不是被破壞了?這樣的樓高注定要高度依賴所有系統安全運行,一旦某個環境出問題的話,會引發非常復雜的連鎖反應。風險太大了,高層住宅是中國社會未來最沉重的一個問題。像這樣一種高密度的發展,我認為是一種極其不人性化的發展,其實恰恰是由于土地財政、房地產依賴造成的。
  所以,現在雄安新區的建筑高度控制在45米,45米是什么概念?15層。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高度控制得更嚴,36米,12層。像這樣的樓高,即使停電,我們自己也可以走上去。
  現在所有城市的發展,我覺得一個核心在于人。只要有了人怎樣都好辦,發展工業有勞動力,發展高科技有人才。這些人追求的是好的生活環境,好的生活品質,好的公共服務,好的學校,好的醫院,如若違背這個發展規律,城市最終還是會走向失敗。

編輯:劉曉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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